王澍：传统不是你想回去就能回去的

王澍日前在“音乐·建筑与认识”——解放日报第65届文化讲坛上的演讲：

主持人董卿（左）音乐家谭盾（中）和建筑师王澍在文化讲坛现场。

我今天要讲的题目是《重返自然的道路》，这个题目和谭盾老师多少有些关系，因为1985年基本上是我走上这条道路的起点。那时我还在读研究生，我买到了可能是谭盾老师出过的最早的一盘磁带，晚上在宿舍里反复地听。我记得那时候是冬天，外面寒风怒吼，我的同学都问我：“你在听什么?这是音乐吗?这不是鬼哭狼嚎吗!”(全场大笑)我那时候在学校有点异类，特别喜欢听这样另类的东西，我跟他们说：“你们不懂。”

谭盾老师那时候做的是音乐吗?当时很多人会这么问。我却在他的音乐里面找到了一种感动，我既听到了先锋的艺术探索，又听到了我曾经听过、可多少有点忘记的，来自于自然和人类本性的声音。这种声音类似于巫术，有点像古代南方少数民族那种从身体里嚎叫出来的声音，一种自然的声音，它和诗情画意的声音是不一样的，这种声音更本质、更深刻。所以借今天这个场合，我也要感谢一下谭盾老师，因为这种声音对我来说很重要，它引导我走上重返自然的道路，它帮我找到了那个方向。

说到“重返自然的道路”，很多人会认为中国文化肯定是热爱自然的，中国人也知道自然是什么。我想，恰恰不是这样。

我这个建筑师是有点奇怪的。2012年我获得了被人们称为“建筑界诺贝尔奖”的普利兹克奖，对中国建筑界是一个很大的震动，因为当时很少有圈子里的人知道我，甚至有很多人问这个王澍是谁啊?

刚才谭盾老师谈到他对建筑的理解，尤其是对中国建筑的理解的时候，说到“水乐堂”，我觉得讲得很妙。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东西方建筑在本质上的不同。有一位非常有名的德国建筑师总结过西方的建筑主要是四个元素：屋顶、围合、土台以及火塘。中国建筑是不是也可以按照这个原理来描述?我想中国建筑的前三样元素跟西方的建筑是一样的，但它的核心不是火塘，而是水。不仅建筑的核心是水，我们城市的核心也是水。

(指向大屏幕)这张一千多年前南宋画家画的《西湖全景图》特别有意思，我生活在杭州，杭州整个城市的中心是水，实际上是一个空的、没有建筑的中心，建筑物都环绕着它，你在这个中心连房子都看不清楚，房子在哪里?因为我们中国人认为，自然比建筑更美，所以这些建筑全都混合在自然之中。如果说中国人热爱自然的话，就应该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这张图是现在的杭州，(指向屏幕上的高楼大厦)完全变了。我记得上世纪80年代我刚到杭州的时候，杭州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一直有人想在西湖边上造高楼，但每次要造高楼，就会有人把这个消息捅到建设部，就一定会有声音说，杭州不能造高楼。经过这样反复的博弈，最终在1988年，第一栋50米高的高层建筑在西湖边上建了起来。这戒就被破了，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不止是杭州，那时候全国很多大城市都在毁城，毁城之后再建，最后的结果就是图上这样。这是杭州吗?跟刚才那张南宋的图比，这里不像杭州，这里更像美国。

我经常说，我们现在总谈东西方文化冲突，其实这种冲突是一个假设，它并不是真的。它的实质就在于我们把自己的传统认定为是不好的、是坏的。

西湖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一直是神圣的，这个湖代表了中国整个城市建筑文化的最基本内涵：跟自然在一起。

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有专家提出了狂想般的建议：把西湖填平，全部造房子，市中心从此能有多大的一块地啊。(全场笑)或者在西湖上造一座大桥，飞跨而过。(全场笑)这都是“著名专家们”想出来的主意。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上世纪90年代初，我中止了职业建筑师的生涯，可以说是“自我失业”，放弃了我所谓的工作。我停下，是因为我再也不能那样做下去了。

我们这批从上世纪80年代走来的人有很强烈的探索心态，也就是所谓的前卫、先锋。我们的矛头指向传统，这种传统并不是真正活着的中国传统，而是陈腐的、封闭的、将死的传统。我们以为我们所追求的那种现代化、先锋性的东西，极为重要;但这时候中国传统的东西在哪里?我们毕竟是中国人，我们的目的并不是要把中国建成另一个“美国”。所以我停下来，待在西湖边上无所事事、游山玩水，其实我是在思考。因为我想走一条更接近于自然的道路。这条道路并不是你想走就能走的。

我有个一直觉得很困惑、不能够解释的问题，就是一些在中国的城市里司空见惯的场景：随便把一些所谓的“没有价值的东西”拆毁，因为它的土地价值很高，所以要造起高楼大厦。这样的场面其实非常惨烈，我甚至认为20世纪人类历史上最惨烈的事情之一，就是一个拥有五千年历史文化的国家亲手毁掉自己的很多传统建筑。更让我郁闷的是，我几乎听不到愤怒，也听不到有什么反响，只有极少数的人对此感到痛惜，而他们的力量显然不能阻止这些事情的发生。

今天，在中国稍大一点的城市，县级以上的城市，很多文化都死了，我可以非常直率地说出这个感觉。所以谭盾老师刚才说要“激活”，他说的是把一个暂时睡着的园林激活，我觉得我们面临的是更艰巨的任务，是文化基本上死了，你又如何把它“激活”呢?这个传统你回得去吗?

我们建筑界不少人经常说的一句话是，我们只是专业人员，客户让我们干什么，社会让我们干什么，我们只要做好技术服务就可以了。我一直主张的是，对这些外部因素，你可以感到很无奈;但是我们能够掌握我们的内在，我们自己可以决定我们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如果整个中国建筑界都是如此的话，我就宁可当个“业余”的建筑师。

只有真正在生活里、在自然中徜徉，才能够逐渐体会到我们的传统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一直在寻找一条能够自然地回到我们所想象的传统的道路。所以我经常说这么一句话，思想其实是需要发生境界的转换的，你需要转换一个思想。

我记得林语堂先生写过一篇文章，当然是带着批判色彩的，留学之后他说中国是全世界最慢的国家，中国人是全世界最慢的一种人，他为此而非常着急，希望中国奋起。

现在我们已经奋起成功了，我们成了全世界最快的国家，我们差不多成了全世界最快的人，那我们丢掉了什么东西呢?我的哲学不是追求更快的速度，我能够坚持工作到现在，那是因为一个信念，我不相信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世界的存在，一定有不同的世界同时存在;我也不相信这个世界只有一种时间存在，应该有不同的时间同时存在，只有这样的世界才是有魅力的。

我的哲学观类似于一个世纪之前的中国哲学，我有时候甚至觉得我生在17世纪，我是一个非常老的人，到现在大概400多岁了。(全场笑)我平时最大的兴趣就是去乡间寻找真实的东西，因为在城市里已经基本找不到我要找的东西了。中国文化很容易变成某种符号、某种抽象的符号，比如一些宏大的开幕式，很热闹;但往往是假的。那么，真的东西在哪儿?这才是我真正感兴趣的东西，它超越于简单的东西方文化的冲突，超越所谓的传统和现代，它是真正能够称之为自然的东西。

2000年，我在杭州公园里参加了一个国际雕塑展，我做了一个作品，探讨了这样一个问题，手工建造在今天还有没有价值。其实中国传统的建筑，你说它是自然的，很重要的原因是它是用手做的;但很多人却简单地把手工建造和今天现代化的机械制造对立起来，说手工是落后的，是传统的。不认同这种说法是我的信念之一，手工建造不一定要消失，它应该在今天有自己的价值。

我们的大学教育，几乎都不会教你手工建造，但你不懂手工建造怎么能懂中国传统，尤其是中国传统的建筑呢?中国传统的建筑既没有建筑师，又没有建筑史著作、建筑理论著作，也没有建筑设计的教科书，什么都没有，那么，它存在于哪里?它就存在于活着的工匠体系里，存在于手做的经验之中。你不亲自去参与，不亲自去做，怎么能知道中国的传统呢?如果你发现一个建筑师满嘴讲传统、讲自然，但是根本不自己亲手做，那一定是假的，那只会是一个符号。

对我来说，很重要的就是亲手做，当然不是我一个人做，是和我的工匠、我的妻子在一起。给杭州公园做雕塑那次，我妻子正好怀孕，还在夯土，小孩差点没保住。我的想法很简单，就是要用土做一个东西，这个东西来自于哪里?所有的雕塑，不锈钢的、石头的、铜的，都有一个混凝土的基础，我就用这个基础来做我的作品。公园是人们休闲的地方，这个作品不会污染破坏这块地方，它来自于泥，最后又变成土，这是我的一个基本想法。这个雕塑展结束后，基本上所有的雕塑，那种不锈钢的、铜的，到现在都还在，我那个土的作品三个月后就被拆除了，拆除的理由是这个作品破坏了环境。(全场笑)

这里面透露的基本信息是什么?其实传统不是你想回去就能回去的。今天去复制一个传统的东西，我们叫做假古董，一点意义都没有，它和我们今天的生活其实没有关系，所以恰恰传统是最难回去的。你如果搞一个现代的很容易，搞一个疯狂的现代的东西也很容易。很多人把这样的东西叫做创新，里面基本上没有什么创新的内容。这种现象在全世界都存在。当现代化走到这一步之后，人们发现生活里真实的内容很重要，我们的过去在我们的生活史中很重要，这些东西有没有可能在今天还可以活着?这样的东西才需要创新，没有创新是做不到的。

2006年，我们国家决定参加威尼斯双年展，而且首次采用策展人的形式。我带了个9人团队到现场，3个工匠、3个建筑师、我和我妻子，还有我的一名学生。我们只有15天的时间，最后用13天完成。

当时，我一直在思考这些问题：什么是中国建筑师?中国建筑师有传承，应该怎么通过这个作品将中国展现给世界?我记得刚开始做的时候，意大利人不相信我们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当我们用了一个星期，做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每一个保安都跷起大拇指向我们致敬。我们将六万片瓦一片片铺上去，是不可思议的工程，这时候不是说灵感，实际上完全是体力劳动了。(全场笑)我的脚上起了四层泡，一层破了再起一层。

我们经常喜欢谈艺术、美学、自然，自然的东西你要接触，你要对它劳作，劳作之后才能产生一种朴素的情感。刚才吃饭的时候，我还在跟谭盾老师谈，我说朴素是一种特殊的力量。中国哲学和艺术的伟大就是我们很早就意识到朴素的东西具有最大的力量，老子、庄子都在谈。我们所说的自然其实也就是朴素的东西。

那次最后做出来的作品，把我自己也感动了，因为它已经不是一个建筑，我觉得它就像是一个动物，匍匐在威尼斯花园之中呼吸，它好像还在起伏，已经不是我们一般意义上称之为建筑的东西了。威尼斯的策展商看了之后也很感动，但是他的理解和我们完全不一样，他说那就是为威尼斯定制的，就像是威尼斯的海水，倒映着威尼斯的建筑和天空。你可以看到，同样一个东西，西方人给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理解，你可以看到它的多面性，并不是简单的不同。

很多中国的观众到了威尼斯双年展上，来了就问中国馆在哪里?人家说这是中国馆。哦，就是这样子，看了一眼掉头就走了。(全场笑)而来自世界其他国家的很多人，看了之后一感动蹲那儿就不走了，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或者一次两次，一开始自己来，最后还带家人来。所以我觉得这还不是一个简单的东西方文化冲突的问题，也不是简单的传统和现代化的问题，在发展当中，我们恐怕缺失了一些很重要的东西。

我想用南宋的两幅画说一下什么叫做人和自然融为一体：一幅画里，一个和尚睡在一棵树下;另一幅里，一只鸭子也在这棵树下。几乎没有时间感，人和鸭子以一种接近的、松散的状态睡在树下。如果我们讲人和自然关系的话，这就是中国人想表达的意思。

我觉得中国的文化里面特别有意思的一种感觉就是我们称之为形而上的风景与某种形而上的悬想和想象，我们经常让它们在一个东西里同时实现，我觉得这才是中国文化真正高明的地方。

《千字文》里说，“空谷传声、虚堂习听”。中国建筑的基本概念不是一个整体，而是一个空旷的虚体。我把建筑做成山一样，建筑最重要的是隐蔽在里面，你走到跟前才会发现，它的入口非常小，却像山一样庞大，几乎没有立面，它就是一个虚空，内部非常复杂，复杂到来探访的外国建筑师经常问一个问题，你是怎么操作的?它实在是太复杂了，这么丰富的多样性，他们不认为是人可以有能力组织和操作的。

其实中国文化最了不得的，就在于我们保留了自然足够的多样性，而西方人的“数学脑袋”和“几何脑袋”认为人是不可能把这样的多样性组织在一起的。这个结构是我反复试验，十年之后终成正果，这个风景我称之为“形而上”。一个小小的俯瞰，我们看到这不是一片建筑，而是一片世界，这才是几千年来中国人看待这个世界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