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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象表现主义:冷战中的秘密武器?

2011/3/29

【艺术眼编者按】结合审查制度专题,虽然此文的一开始像是在讨论一种艺术的表现手法,但随着历史情节的明述,可以看出,抽象表现主义在冷战阶段,除了担当了艺术的表现责任,更成为了社会主义的抽象表现代言,从而间接地抵抗着社会和审查的制度。

1959年冷战期间,美国副总统尼克松在莫斯科主持美国国家博览会,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参观并在展厅内与尼克松就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一些问题进行辩论。辩论是在厨房用具展台前进行的,故称“厨房辩论”。

1951年,美国著名画商雷奥·卡斯特里(Leo Castelli)在纽约的东九街(East Ninth Street)策划了一个名为“九街”(Ninth Street Show)的艺术展,这个展览后来被誉为是美国新艺术的起点,它突破了二战前美国缺乏本土艺术的格局,开启了美国现代艺术的大门。而参与展览的主要成员来都来自一个由诗人、艺术家、音乐家、舞蹈家组成的名为“纽约学院”(New York School)的非正式群体。受到欧洲超现实主义和先锋艺术影响,他们的创作多以行动绘画、抽象画、爵士和即兴演出为主,群体的另一个名称便是“抽象表现主义”(Abstract Expressionist)。

墨西哥著名壁画家迪耶哥·里维拉(Diego Rivera)的作品:En el Arsenal(局部),1928年

而抽象表现主义是如何一夜之间席卷美国取代欧洲成为新艺术的代表?许多可查的事迹都指向了它与当年美国的政治态度密不可分的关系。上世纪1920-30年代,美国在经济大萧条的背景下,墨西哥画家如迪耶哥.里维拉(Diego Rivera)等社会主义画家的艺术得到了广大共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成为了当时的艺术主流,纽约更是举办了多位社会主义意识画家如毕加索的大型个展。然而,二战后,在强硬的麦克锡主义的反共政策压迫下,一切有关社会主义思想的艺术都受到威胁,美国艺术被严密管制。由此,抽象类的绘画便成了唯一自由的方式,它被认为与政治无关,而且就算有关,它的信息也不易被解读,因此被认为无害,甚至被大力推捧。

画面讲究简洁、大方,色彩分明、强烈的抽象表现主义内容所承载的“个人主义”被修改主义史学家认为是用来抵抗社会主义的主要因素之一。象征人性的自由奔放,形式简单但具有无限想象余地的平面抽象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艺术形成了巨大反差,尤其在和苏联当时倡导的画风比较下,抽象表现主义显得更为开放且时尚,而墨守成规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却只是红色运动保守呆板的宣传武器。50年代以前,欧洲艺术一直来都是美国艺术所向往并学习的对象,抽象表现主义也非一夜形成,通过对艺术家如马列维奇、毕加索、马蒂斯、康定斯基、霍夫曼等欧洲大师的学习,美国抽象表现主义也逐渐有了自己的位置和方向。

麦克锡主义镇压下的反共宣传海报《美国在共产主义下的明天》

虽然“九街”艺术展成功的引发了人们对美国现代艺术的关注,但展览策划人雷奥·卡斯特里并非抽象表现主义的忠实推手,他后来真正追捧的是波谱艺术。1930-40年代的美国,没有太多画廊和艺评去支持本土艺术,克莱门特·格林伯格(Clement Greenberg)作为当时活跃且言辞激烈的艺评,拥护的便是抽象表现主义后来的多位“大牌”艺术家。他力推的是流派中两大分支——“行动绘画”的杰克逊·波洛克(Jackson Pollock)以及“色域绘画”的克利福特·史蒂(Clyfford Still)、马克·洛克(Mark Rothko)、巴奈特·纽曼(Barnett Newman)、阿道夫·戈特利布(Adolph Gottlieb)、汉斯·霍夫曼(Hans Hofmann)等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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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商雷奥·卡斯特里(Leo Castelli)

格林伯格是公认的美国战后现代艺术的倡导者,他在1939年的一篇《前卫与媚俗》(Avant-Garde and Kitsch)提出了革新可以是来源于个人而非群体性的观念,并且指出了“Kitsch”(德语:廉价、次等、庸俗、商业)和前卫的对立性,认为媚俗是资本主义的产物,一种不加反思的思考方式和不加质疑的接收方式,适合于城市大众的意识模式,是最容易控制公共意识的方法,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巧妙的利用了媚俗艺术来操纵大众以便持续盈利。格林伯格所捍卫的前卫艺术却可以拯救这场文化灾难,前卫具有革新意识,它是持续的,不断前进的运动。

毫无疑问,格林伯格当年所推崇的前卫艺术便是抽象表现主义,他将抽象表现主义刻画成唯一脱离媚俗文化的方式,近乎于神圣。然而,伴随着后现代主义波谱艺术的崛起,格林伯格这位现代主义与高质艺术的捍卫者也被取而代之,但这不影响他在美国艺术进程中的位置和贡献。今天最备受争议的是他在冷战时期的另一角色,1950年他加入了由美国中央情报局创办的组织“文化自由大会”(Congress for Cultural Freedom)。早期,格林伯格是众所周知的托洛茨基主义分子,但由于后来斯大林主义的本质揭露和美国反共政策的压迫,格林伯格只能将激进思想转投向抽象表现主义的事业当中。

德国抽象艺术家汉斯·霍夫曼(Hans Hofmann),也是抽象表现主义的先驱,早期在欧洲从事抽象绘画的教育工作,与德劳内、马蒂斯、毕加索、布拉克等艺术保持深厚的友谊。后期移民美国,1934年,他在纽约开办了自己的学校“汉斯·霍夫曼美术学校”继续欧洲现代艺术观念的教育工作。

“文化自由大会”最初作为反共组织1950年成立于柏林。1967年,因幕后操纵者中央情报局被揭发而被攻击成美国冷战时期文化策略的傀儡组织。“文化自由大会”的成员名单概括了西方绝大部分的高级知识分子,主张相比共产主义民主自由能更贴近文化的思想受到了许多非共产主义左翼精英分子的响应。鼎盛时期,“文化自由大会”分别在35个国家建立分支,所支持赞助的出版刊物、活动、基金会及社团更是无计其数,著名的福特基金会便是其中之一。

今天,抽象表现主义作为文化冷战中的“工具”被广为流传的争议只是整个冷战文化中的小段插曲并且还有待考证。1991年的苏联解体也意味着为期44年的冷战结束,在将近1个世纪的进程中,美国艺术成功的奠定了强势的位置,而“文化自由大会”的无国界宣传工作也无形地渗入到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残余的是置身“后殖民主义”当中处于复苏阶段的所谓“落后”民族国家被西方“先进”文化和平演变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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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莱门特·格林伯格(Clement Greenberg),权威的抽象表现主义批评家,他成功的将杰克逊·波洛克树立成美国的一代艺术大师。

“媚俗之王”Jeff Koons的作品:迈克·杰克逊和猴子,1988年

格林伯格抗御多年的媚俗艺术最后取代了他所拥护的抽象表现主义,在看到满大街贴着沃霍尔的罐头和廉价无比的梦露海报时,他不得不感言道:“没有了高质艺术的不朽,次质艺术也将随之消失。当最高水准的质量不再在实践或趣味或欣赏中得到维持时,那么,较低的水准就将变得更低。事情向来如此,我看不出现在已经改变了。”

哈洛·罗森伯格(Harold Rosenberg),抽象表现主义的另一位重要批评家。

“绘画时,我不带任何意识。当中只有短暂的‘意识’让我看到我在做什么 。我对改变、对绘画的破坏等...不带有任何恐惧,因为画拥有自己的生命。我试图让它自己表现,只有当我在与它失去联系时结果才会混乱,否则,一切都是和谐的,简单轻快的来去,画面的结果棒极了。” ——杰克逊.波洛克(Jackson Pollock)是抽象表现主义中最重要的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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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umn Rhythm(Number 30),1950

1949年,与妻子Lee Krasner在画室中。

Lee Krasner也是抽象表现主义群体中的中坚分子。作为“文化自由大会”的成员,很多揣测指出上世纪初美国急需一位能够与欧洲抗衡的艺术偶像,波洛克便成了他们的最佳人选,然而观众的口味是不好服侍的,生前因为受不了来自美国社会巨大的要求和压力,波洛克一直都隐居在郊外。

波洛克夫妇

波洛克长期患有严重的抑郁症,大多数时间都沉溺于酒精中。1956年,在一次从酒吧回家的路上,由于酒后驾驶波洛克在离家不到一哩处车祸意外身亡,享年44岁。

马克·洛克(Mark Rothko),抽象表现主义中的另一大师,虽然他拒绝属于这个群体,甚至不认为自己是抽象类画家:“我不是抽象画家。我对形式和色彩不感兴趣。我唯一关心的是人的基本情感:悲剧、狂喜和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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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3/No. 13(Magenta,Black,Green on Orange),1949

洛克是拉脱维亚犹太移民,童年随家人移民美国,有着经典的美国移民背景,从小刻苦耐劳,学习成绩优良,他精通5种语言,曾经就读于耶鲁大学,但没有毕业。洛克后期在商业上的巨大成功让他非常担心人们对他在艺术上的误解,迅速的成名和复杂的利益关系曾引起了多位抽象表现主义艺术家之间的内部矛盾,洛克就是其中的核心主角之一。

Jasper John ,Flag,1954-55

名利来得快也去得快,没多久纽约的另一股新生力席卷美国,那就是波普艺术。洛克没法接受那么快的转变,在波普的展览上他大声说到:“你们是来杀我们的吗?”,他还在艺术家Jasper John 的美国国旗作品前说过:“这是我们用了很长时间试图抛弃的!”。

Red,Orange,Tan and Purple

身患动脉瘤和抑郁症的洛克在和第二任妻子分居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于1970年2月25日被助手发现在自家厨房中割腕自杀。去世后,洛克的财务 Bernard Reis将遗作以低价卖给了马尔伯勒画廊(Marlborough Gallery)并与画廊分享收益,1971年,洛克的儿子将Bernard Reis、画廊和洛克的遗嘱执行人控上法院,长达10年的诉讼是美国有名的艺术丑闻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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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克教堂(Rothko Chapel)不是一间为宗教服务的教堂,在获得来自德萨斯州石油大王John和Dominique de Menil的赞助下,洛克生前的几年都在忙于建造位于休斯顿城的洛克教堂,教堂内放置着洛克的作品。工程完成于1971年,洛克没能来得及看到它。

“在一定程度上,我们是在创造世界的过程中,用我们自己的画。”——巴奈特·纽曼(Barnett Newman)。

Onement 1,1948

由于作品视觉上没有波洛克和洛克的画面来得强烈,所以纽曼在世时一直受到忽视。他和洛克的关系在群体的鼎盛时期一度非常紧张,1970年,随着洛克的自杀不久他也在同年死于心脏病。去世后,他的身份和艺术影响力才获得了批评家们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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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德·库宁(Willem de Kooning)和伊莱恩·库宁(Elaine de Kooning)在工作室,1943年两人结婚,婚后的生活一直脱离不了贫困潦倒、酗酒的毛病;曾经一度分居长达20年之久,但没有离婚,1976年,他们重新在一起,80年代是他们创作高产的辉煌时期。

Willem de Kooning,Excavation,1950

1946年,贝蒂·柏森(Betty Parson)在纽约开了一间同名画廊专门营业抽象表现主义的画。但在最后的辉煌时期,人们普遍认为她早期付出的精心推广却被其它后来的机构和画廊给分享了,她自己没有多大收益。

巴奈特·纽曼、杰克逊·波洛克和Tony Smith,拍摄于Betty Parson画廊,195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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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初在为数不多的画廊中,世纪画廊(The Art of This Century Gallery)可以说是最重要的画廊。成立于1942年,它的主人是赫赫有名的佩琦·古根汉姆(Peggy Guggenheim)一位来自富豪家族的名流小姐。纽约的古根汉姆美术馆便是她叔叔成立的。30年代,佩琦在欧洲大量收购了许多欧洲艺术家如毕加索、米罗、达利、夏加尔等人的画作。40年代初期,同时在巴黎和纽约拥有分支的世纪画廊主要经营的是超现实主义和立体派艺术家的作品。佩琦和艺术家马克思·恩斯特(Max Ernst)曾经维持过2年的婚姻。

世纪画廊

拍摄于1926年,摄影者是她后来的第二任丈夫艺术家马克思·恩斯特(Max Ernst)。

佩琦的晚年在意大利威尼斯度过,她在意大利成立的美术馆存放了她毕生的重要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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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自由大会”1950年在柏林成立大会上的情况。

英国作家Frances Stonor Saunders在她的多本著作中披露了中情局和“文化自由大会”秘密合作的档案和事件。左侧为她的著作《Who Paid the Piper?: CIA and the Cultural Cold War 》(1999年),右侧为她本人。

2000年,Frances Stonor Saunders的另一本著作《文化冷战:中央情报局与文学艺术》(The Cultural Cold War: The CIA and the World of Arts and Let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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