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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A馆长李旭谈上海双年展:积极面对挑战

记者:林霖     摄影师:     日期:2014.12.07

上海双年展是中国历史最悠久、最具影响力的国际当代艺术双年展,也是亚洲最重要的双年展之一。第十届上海双年展主题展“社会工厂”目前已于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PSA)开幕。本届上海双年展由安塞姆·弗兰克担任总策展人,共展出了来自世界各地70余位艺术家的作品。

艺术眼:第十届上海双年展,也就是PSA主办的第二届上海双年展,比起上一届,有什么大的变化?

李旭:上海双年展其实已经走过了十八个年头了。现在已经在PSA这个新开馆只有两年的馆址,办第二届了。上一届可以说是一个超大型的展览,这个展览主要比的是规模和震撼力。这一届更注重它内在的学术性。
上一届,其实这个展览担负了一个非常特殊的任务,就是开馆展。这个馆从来没有跟观众见过面,那么这个展览的负担就比较重了。它一定要用震撼力这种视觉上非常夸张的效果,来给观众营造一个当代艺术主题效应的氛围。也就是说,它不完全是按照过去的上海双年展一贯的逻辑来运行的。这么大的一个空间,一定要有和这个空间适配的重量级的作品。那上一届其实大家已经看到这个结果了。这一届,情况有很大的不同,预算可以说是少掉了很多,几乎是少掉了一半。在这种情况下,当前的这个经济形式,包括赞助这个方面的环境也不是太好。基本上我们是在政府预算的范围里面,来解决这次展览的筹办问题。
那么这届也只能是我们作为一个相对来讲,比较文本化,比较人性化的展览。在学术的逻辑和它内在的理论基础这个方面上,可以说总策展人安塞姆·弗兰克他们做得无懈可击,非常好。我们开幕以来所收到的反响,就是在这方面是非常棒的。唯一缺憾的就是视觉震撼力很强,超大型的,特别高投资的,在单件作品上投入上百万的这样的作品,可能有点缺乏。这个也是财力不允许,同时这也不是安塞姆·弗兰克这位总策展人的风格。

艺术眼:是怎样的机缘促使你们与安塞姆·弗兰克的合作?

李旭:安塞姆·弗兰克其实是由我们学术委员会来集体推荐的。学术委员会是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决策机构。双年展的策展人到底用谁,连馆长都说了不算。学术委员会大概提名不下十位国际上的,各个国家的策展人。那首先要预定的就是这个策展结构是怎么回事儿,策展人有几位。过去曾经最多是有两位策展人,带大概六位合作的策展人。最多上双的历史上曾经有八个策展人同时登台。
这届最后学术委员会的讨论结果决定,还是由一位总策展人带领他所组织的一个策展团队来共同策化本届展览。我要特别说明的是,上双的这个策展制度,是学术委员会指导下的策展人负责制。策展人在决定学术主题,以及他的展览结构,所有参展艺术家的名单,参展作品后都要经过学术委员会的审核。最后我很高兴,还是看到一个比较圆满的结果。
艺术眼:1996年至今的这十届双年展,对上海这座城市的艺术生态具有怎样的意义?

李旭:上海双年展从一开始的时候,还不叫上海双年展,它叫“上海(美术)双年展”。在那个年代,双年展究竟是干什么的?双年展它究竟是一个什么性质的活动?普通市民都是不了解的。经过这个18年,可以说双年展它的历史任务和它的意义,已经逐渐被这个艺术爱好者和广大市民所接受。每两年一次相约上海的这整个的当代艺术界的一次大聚会,这个是被广泛地期待的。
可以说18年来,上海双年展是一个上海当代城市文化建设的助推器。在十届上海双年展的举办流程里面,它推动了很多和当代艺术相关的行业的发展。包括2000年上海双年展以前,上海双年展只是一个华人参与的展览。1996年、1998年两届都是由华人以及海外华人来参与的这么一个范围的当代艺术展览。到了2000年才开始真正的变成一个国际大展,而且是中国大陆首个国际大展。在这种意义上,极大的推动了上海本地的艺术生态的改变,这其中包括画廊,包括博览会,包括私立美术馆,整个系统的建立,跟上海双年展带给这座城市的一个文化消费,一个文化繁荣信息,是有很大关系的。

艺术眼:我们知道PSA是由老的发电厂转型为国内第一家专注做当代艺术的展览馆,是与上海博物馆、中华艺术馆呈现三足鼎立的大型官办艺术展馆。那么PSA如何定义自己,又希望呈现给这座城市,这里的观众一个怎样的艺术面貌?

李旭:首先我觉得这个是上海博物馆,中华艺术馆和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这三个馆所形成的一个历史叙事脉络,这个是上海城市规划所需要的。也就是说,在市委、市政府这个层面,是他们深切的意识到了一点。上海作为一个国际的大都市,在文化的建设上面,需要有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叙事背景。这个叙事背景,是需要一个固定的叙事结构来弄的。我们在考察了像纽约、巴黎、伦敦这样的大城市以后,发现公立的艺术机构和私立的艺术机构会形成一个比较好的平衡。
在历史的叙事脉络上,在巴黎会看到像卢浮宫、奥赛和蓬皮杜这三个各自代表着古代、近现代和当代的机构。那在纽约我们可以看到大都会、MoMA、古根海姆。在英国伦敦又可以看到大英博物馆和泰特现代美术馆。这些的叙事脉络,其实在每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都是需要的。在上海,就率先建立了一个在中国大陆来说,第一家由当代艺术这样的限制的艺术定位来命名的公立性机构。在这方面来说,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也就是PSA,在全国开了一个风行之先。我相信在未来的这个生态建设里面,除了这三个各自代表着古代、近现代和当代的公立美术馆之外,还会有大量的私立美术馆和民营的艺术中心,画廊来共同形成上海总体的艺术生态。

艺术眼:展览的资金一直都是很关键的一个环节。尤其是上海双年展这么大规模的项目。今年又请到了国际知名的策展人,以及高于往届比例的外国艺术家来参展。你认为要把一个展览以有限的资金做到最满意的效果,最大的困难在哪儿?

李旭:我这次担任的职务是上海双年展办公室主任,这个职务有非常重要的一个责任,是协助策展团队把这个展览做出来,把它物质化。原来提出的都是一些理论上的内容,都是一些框架,都是一些名单。其实展览的预算控制,是这个展览最难的部分。因为国际团队,他们不大会理解中国的财政管理上的一些规章制度。国际上的双年展,可以说它委托给一个馆做的话,他们的财务制度是把现金全部拨到这个机构里面去,由这个机构来调配,来调度。
在中国大陆,我们是没有现金拨划的,其实现在有新的财务制度。到一定额度以上的所有的花销,都要走政府的竞标,招投标的方式来进行。这样的话,就要求所有的需求要特别早的提出来。也就是说,什么样的艺术家,他的需要,他的来往机票,作品的借展和制度需要什么样的成本,然后运输和保险需要什么样的代价,甚至一直到后面的很多项,包括场地的搭建,多媒体的配制,印刷品等等所有的这些服务都要统筹。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类似像航空母舰的补给,这样一个综合性的项目。难度是非常高的。因为国际策展团队联络起来的成本,和国内是完全不一样的。时间成本,高空上的,互相在说服对方,国际惯例是国际惯例,咱们中国特色又是中国特色。这样的话,就是有很多很多的现实情况我们需要考虑。策展方和我们达成了可以说是最大程度的默契。但是这中间误会、争吵都不少。我承受了非常巨大的压力。
也可能这是我最后办的一届双年展,这个活儿要做的话,我们还有很多的体制问题、制度问题要解决。财务和后勤保障方面,我觉得还是很艰难的。当然,一个艰难的任务才值得去做。一个有挑战的任务,才值得去努力。太容易的任务,可能就不是上海双年展挑战的对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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