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艺术和政治紧紧的连在一起是很危险的事” 姜节泓谈“天下无事”

艺术眼：您觉得在英国能够成功举办像“天下无事”这样大型的华人群展的必要条件是什么？

姜节泓：这个可能说来话长。其实你这个问题里边包含了很多部分的内容。首先我可以说一下三年展的一个架构的问题。亚洲的三年展在曼城落地的原因是因为曼城有大量的华人居民。亚洲三年展是由曼彻斯特城市发起的。自08年发起，2011年第二届，2014年是第三届。每一届都是搭一个大框架，搭一个大主题，然后邀请美术馆、画廊这些机构来做展览，来回应它的主题。

那么从今年开始，每一年他都邀请华人艺术中心，现在叫做中国当代艺术中心来参与。中国当代艺术中心就邀请到我，叫我来提一个方案。今年的这个大框架的一个主题叫做“纷争与怜悯”。我其实是做了一个即兴的回应。我说我们不是和谐社会，其实我说这个话是针对这个主题去说的。有的新闻记者会这么问我，说你这个提出和谐社会，是不是一种政治的主张？那我的回答是，我说你说呢？我说他本来是个政治诉求，我现在还在做一个政治诉求，岂不是太简单了？

从这个角度来讲，可以说这个是我们展览的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就是说它看上去来自一个政治诉求。但是中国话翻成了“天下无事”，其实远比政治所能够涵盖的内容要多得多。而且我觉得政治跟艺术可以发生关系，但是在太多的情况下面是没有关系的。艺术在政治面前其实是很无力的。

这个是题外话。那么回应你刚才的问题，我们这次的规模虽然说是三年展的一部分，但是是多大的一部分呢？可以这么说。三年展一共有九个场馆，我们的这个部分是六个场馆。一共差不多有40多个艺术家，《天下无事》是36个艺术家，占了80%。从这一点上面来讲，往年三年展的华人艺术家好像不到四个人，比较少。

今年一下子变成了一个中国当代艺术的大游行。我觉得在这一点上面，亚洲三年展还是蛮开放的。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挺好的契机。在西方展出这样的中国当代艺术展，我觉得有不同类型的展览：有的展览，好的艺术家有张三、李四、王二，我们把他们拿过来，有些艺术家拿到英国，拿到意大利，拿到哪里去展。那么这种展览，它其实属于是一种介绍式的展览。它并不是很直接的去探讨某一个问题，不是去针对某一个问题在做探讨，这是一种形式的展览。我觉得像这样的展览对于西方观众来讲很重要，但是这些展览不是我的兴趣所在。

《天下无事》这个展览，它并不是在代表中国当代艺术的身份在西方做一个展示。而是我们在针对一个中国的，亚洲的，天下的问题来做一个探讨。只不过是邀请了相关的中国当代艺术家，来探讨一个问题，而不是一个优秀作品展。这是比较主要的区别。

艺术眼：就像你之前谈到的“自由度”问题，中国艺术家不可避免地被打上一个中国艺术家的标签，可能这种视角还是会在。

姜节泓：对，这种视角多多少少还会在。特别是在英国这种地方，中国的艺术还是不常见到的。这又涉及到了另外一个问题：当你对来自一个陌生国家的一个展览，或者讲当作品面对一个不同的观众群的时候，要关注作品如何生效的问题。我觉得作品真的是在这样的一个不同的文化政治背景里面，不能生效，缺乏一种被解读的理由，或者能力。我指的这种解读，不是说会被误读。当代艺术不怕误读。误读我觉得是个好事儿。但是它无法进入，或者讲完全不关心，你这个跟我不发生关系。这个是展览最要命的事情。

艺术眼：在《天下无事》开幕之前，主办方在多个城市都做了由当地艺术家、学者组成的工作坊做对话，这几站旅程下来您的感受是什么？

姜节泓：我觉得在这可以谈一谈工作坊的主要的意义所在。这个工作坊的意义我觉得有一个是，我把这个工作坊看作是策展工作的一个方法。就是建立起来的是一个共同的一个方法。可以说，我一直觉得在整个展览的推进过程当中，艺术家和策展人的交流是需要互相被影响的。我觉得这是积极的，健康的。

比如说你是艺术家，我是策展人，我很希望通过我们的这种交流，能够影响你的创作，我也不排除我和你的交流会影响我的策展理念。我觉得这种互相影响，是一种共同成长的一种契机。

在工作坊的过程当中，我们邀请了艺术家一起来探讨主题，探讨这个文化交流的问题。在西方环境里面，达成一个有效的作品的问题。

还有就是，如何来达成他们的作品。我们这个展览有六个场地。每一个的空间大小、结构，以及意义都不同。比如说最大的一个场地，是一个仓库场地，有1000多平米的空间，在英国来讲是很大的。在中国来讲，可能有些艺术家的工作室都比这个大。也有正常的美术馆空间，就像足球博物馆。

我在做工作坊的同时，就把这些空间的形态，它的意义介绍给艺术家。我作为主策展人，我的工作是挑选艺术家，和他们探讨方案。艺术家是按着这一些空间来出方案。最终不是艺术家来挑空间，而是他们的作品方案来挑空间。这是一个蛮大的区别。艺术家面临的是三方面的回应。第一他当然要回应《天下无事》这个主题，不管从哪个角度，他都得回应。

第二个回应，是回应他的物理空间。比如说我在教堂做的话，那个物理空间很漂亮，但是它太强大了，你如何通过作品去占有它？

第三个其实要回应该空间的一些含义。比如说这个教堂当然有它的宗教含义。足球博物馆有运动的，足球的含义。我觉得对艺术家来讲，也是很有意思的一次经验。

艺术眼：请您多谈一下艺术家的作品方案成形，以及是如何落地在各个场馆的？

姜节泓：我觉得艺术家分几波。一种艺术家，比如说我知道他会做一个什么样形式的作品。比如说王音，他一定是展示画作的，那这个就不存在去应对哪一种场地的问题了。另外有艺术家，他对场地的意义更感兴趣，他可能会临时机动的去对付这样的一个空间。那么还有一种艺术家，他需要先去看场地，通过看到物理场地来发生创作动机。我们大概有五、六个艺术家，就在今年的年初，先去了曼城看场地，看完场地之后再出方案的，像何岸、黎薇、张培力。都是先去看场地的。当然到最后的这个布展的时候，过去的20多个艺术家，他们对这个当地的这个人文环境更加了解之后，对作品还是有一些微调，最后的呈现，大家还是非常满意。

TOF小组专门给足球博物馆提了一个方案。这个方案回应三方面东西。回应《天下无事》的主题，回应场馆空间，回应场馆空间的意义。他们的回应是针对足球博物馆的，那里有一个非常漂亮的环形影院，他们是专门为那个环形影院做的。那是一个动画片。内容是在曼联的足球场上面有一群武装好的防暴警察，一袭黑衣在那儿跳舞，跳集体舞。既回应了天下无事，对足球也有回应。做好了，放给足球博物馆一看，他们不能放。

艺术眼：被审查掉了。

姜节泓：被审查掉了。原因是因为他们在90年代在足球场有一起非常严重的流血冲突，跟警察发生了摩擦。这些去世的年轻人的父母都健在，他们看了这个会受不了的。作为策展人来讲，是特别遗憾的一个事儿。因为这件作品真的是在回应那个主题，回应那个方案来做的。

艺术眼：您觉得这些参展的作品是不是对“天下无事”做出了很好的诠释，还是说提出了更多的问题？

姜节泓：我觉得策展人提出了一个方案，不是一个命题作文。我觉得在这个展览做完之后，让我特别高兴的是有几个方面，一个方面我觉得是对“天下无事”这个概念有了一个延伸，这个是最好的一个事儿。我原来提的只不过是一个起点，不是一个终点。而且是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个点，来激励艺术家的一些创作。我觉得这个是我在跟艺术家的交流当中的得到的一个特别积极的回应。

另外一点，我们有六个场地，我每次带朋友或者同事去看展览之后，让我特别高兴的是，他们给我的回应都不一样。这个是特别好的一个事儿。有的说我觉得教堂最好，我觉得仓库空间最好，我觉得足球博物馆最好。而不是说，仓库最好，因为仓库的艺术家最多。那如果都说仓库最好的话，这个展览就有问题了。

艺术眼：参展的作品里面，比如像原弓反映拆迁的作品，它的指涉性是很强的。对英国观众来说，他们对关注中国当下社会状况的作品更感兴趣吗？

姜节泓：英国人当然很关心中国社会状况了，他们动不动在采访我的时候，就问你怎么看艾未未，特烦。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还是极其危险的一个事儿。对于英国观众，对于英国的学术圈，也是一个很危险的事儿。对中国的学术圈，更是一个危险的事儿。就是把艺术和政治紧紧地连在一起。这是特别不对的事儿。他们之间当然可以有关系，艺术可以跟科学发生关系，与政治发生关系，和哲学、宗教信仰都可以。

艺术眼：从您的策展经历来看，您喜欢通过中英文互译时出现的张力来阐释策展的主题。

姜节泓：对，因为可能大家都在学语言，学得越多的时候，越是发现翻译是一个特别扯淡的事儿。有时候，太多的词儿是没办法翻的。我最早关心这样的一个问题，是做完“关系”这个展览，关系你怎么翻？做到后来，比如说“见所未见”，再到现在的“天下无事”、“和谐社会”，我觉得故意这么拧巴着翻译的话，反而让这个展览，或者讲这个意义更加生动了。这种生动导致它们之间出现一些缝隙，或者讲一些裂痕，恰恰是给艺术家带来了机动应变的空间。

艺术眼：《天下无事》还试图讨论艺术家能在种冲突中，或者文化交流中承担什么角色。展览开幕后，您有什么体会？

姜节泓：我觉得艺术家，他永远不是一个解决问题的斗士，他是一个提出问题的人。艺术家他不是科学家，不是设计师，他解决不了问题。大家可能有的时候对艺术的期待有点过多了。其实艺术能做的真的是很少的。它仅仅是让我们对生活的态度有一点改变，我觉得已经很成功了。我觉得我们看日常司空见惯，然后都习惯了每天早上的所有的饮食啊，但是当一个艺术品突然降临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啊，这个早晨是可以这样呼吸的。那么我觉得艺术能够做到这一点就不错了。你是不是真的愿意去这样呼吸，那是另外一个事儿。对，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艺术眼：借此展览，请您谈谈当代艺术如何在不断变迁的社会意识形态和文化语境中激发新的思考，发生有效的批评？

姜节泓：“和谐社会”这个词汇当在一个展览里边出现的时候，它一下子就似乎变得有点反讽了，有点批评性了。这个是特别简单的一个事儿。但是我觉得就像刚才我们讲的艺术和政治的关系一样的。就是艺术它可以有批评性，但是批评性一定不是艺术的核心，更不要说全部了。一定不是艺术的核心，艺术的核心一定是创造力，不是批评性。

我觉得，就是说在中国早个十年、二十年，当代艺术批评性可能成为核心。因为我们身上似乎有很重的负担。那么你去看现在的中国当代艺术的创作的环境，大家更轻松了。这种轻松来自于文化自信。我觉得这一点是特别可贵的一点。

在我这次展览里边，我有喜欢的作品，也有不太喜欢的作品。我们策展人不能只做自己喜欢的作品。但是我不是说喜欢某一件作品，而是说其中有两件作品可能更加对得上这个“和谐社会”，或者说“天下无事”这个语义的。就像杨振中的“天安门”，或者是张培力的优雅的半圆。这两个作品，第一眼看上去，就像你第一眼看和谐社会一样，很政治。其实一点都不政治。它是一种幽默感。其实和谐社会，我觉得也是有一种幽默感在里面。它给你的是一个政治假象。

艺术眼：不同氛围的六个场馆之间的节奏是怎样的？

姜节泓：如果说你从某一个场馆，比如说，你从中心开始走的话，场馆与场馆之间，最长的距离，我走过，大概是十几分钟。最短的就两三分钟就到了。所以基本上还是能走到。整个看下来应该是三四个小时。

艺术眼：展览的画册会放什么内容进去？

姜节泓：这可能是我做的唯一一个展览，是画册在开幕之后出的。我之前所有的展览，都是开幕同时有画册。有太多的作品是按照场地来做的。那么比如说张培力的旗子，郑国谷在教堂里做的作品。如果说没有教堂的这个环境，他的作品可能就缺失了很大的一个部分。甚至有的作品没有这个环境，就不成立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开幕之后请了专业摄影师，把整个东西拍下来。现在都在写文字了，每个作品都有介绍。这个画册是在11月20号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