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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艺术基金的“破”与“立”

作者:ARTSPY  2014/4/1    来源:artspy艺术眼

去年年底宣布成立的国家艺术基金在亮相后受到了多方质疑,首当其冲的便是能不能坚持公正公平。同时在基础设计方面,过往的国家文化艺术方面政策与现实环境之间严重脱节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也不难怪业内对它普遍唱衰。国家设立基金来扶持文化艺术发展向来是西方现代化社会体系中的重要角色,能否在中国的土壤生根发芽既要面临观念上的,更要面临制度上的挑战。

2007年,国家文化部曾专门组织过一队人马到欧美考察当地的艺术资助政策。欧美国家的艺术资助体系有着数十年的成长历程,都已非常成熟,又各具特色。美国的艺术资助体系十分庞大且复杂。其中最大的资助组织是国家艺术基金会,它由国会建立于1965年,是独立的联邦机构,没有行政管辖权。但它的赞助额只是联邦艺术资助里的一小部分,联邦赞助艺术的资金又小于各州的赞助额度,实际上个人捐赠和基金会捐赠才是占了整个艺术资助来源里的大头。美国的整个艺术资助体系建立在坚持市场作为调配主体的基础上,并生动地演绎了什么是艺术自由和文化多样性。这种动员起整个社会力量的体系深深地影响着美国艺术文化的走向。其中很值得称道的是这个体系也一直注重让除了大城市以外的地区也能够观赏到艺术。

英国的国家艺术资助制度以“一臂之距”而著名,即以不干预艺术独立性的方式进行资助。这个准则被多个国家借鉴和发展,成为艺术资助里最有代表性的原则。另外,英国将彩票总收入的一部分用于资助文化艺术,这个方式所获得的积极反响也影响到其他国家考虑将福彩收入活用为资助资金。

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艺术资助体系里以“艺术银行”最为人所知。“艺术银行”是指由国家出资购买艺术品,面向社会开放出租,再将所得收益继续投入到新的艺术品收购中,以此来向公众推广艺术,并扶持艺术家的手段。它涉猎的范围也十分的广,不分体裁和地域。去年台湾文化部就借鉴了加、澳两国的经验,启动7000万元新台币(折合人民币约1200万元)出台了面向本土的“艺术银行”计划。购买的艺术品只租不卖,陈设在台湾的公共空间里。

除了资金之外的多种捐助形式,法律保障、政策优惠、责任制、专家委员会考核、覆盖面广泛是这些国家的艺术资助体系能行之有效的共同原因。最重要的一点是还有一个能容纳多种价值观的平等、开放环境,国家意志在这其中无法破坏艺术自身发展的独立性。正如曾任美国艺术基金会主席的丹纳·杰欧雅所说:“美国艺术基金会从没有也不会以集权的文化部门的形式运作。它不会把持资源,将自己的意愿强加给美国艺术界,它不能命令民间机构或是掌握与他们有关的政策。”

我国的国家艺术基金面临的挑战是多方面的。有关于此,并不难理解。回顾国家过往对文化艺术方面的扶持政策,几乎都以简单粗暴的方式开始。以动漫产业为例,国家和各省政府近年来砸向动漫产业的数亿资金没有了下文,却空留了一个不健康的市场环境和发展机制。国家推动文化艺术发展向来有很强的倾向性,“创作深入生活、接地气,鼓励创作反映现实生活、充满生活气息、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作品”与想要“建设现代化的文化发展体系”实际上相去甚远。并且没有合理的评估机制,官员或管理者对数字和业绩的追求难免使理应受益的一方成为陪葬品。

除了意识形态的把控之外,还有利益分配不均和腐败的问题。人们之所以被20亿撩动了神经,无外乎是希望这笔钱能够花的值。这个平台能够多大程度地向官方意识形态之外的领域开放,并接受监督。我国的国家艺术基金由理事会、管理中心、专家委员会组成:理事会是基金的决策机构,管理中心负责基金的日常工作,国家艺术基金专家委员会承担评审和监督职能。如果按照以往的经验来看,资源很容易就被熟人在内部瓜分,体制之外只能获得很小的受益。那么这个机构能否成为一个合理体系的支柱?它在引导资本进入这个体系时,是良性的,还是投机的?它是不是能够照顾到从艺术家,到画廊、美术馆等多个方面?这么算下来,目前提出的这个20亿也是个小数目。在分配上,不如把其中的大部分下放到民间的优秀机构里,以项目的方式,让其代为托管使用,并面向社会监督。尽管起点很高,但国家艺术基金应该起到的是一个合理分配资源,能有效调动社会力量的平台式的作用。

基于此,笔者试给国家艺术基金的规划提出四点建议:

第一是建立评估、责任制度,行使监督职能。资源浪费毋庸置疑是过往文化建设里的一大硬伤。而浪费又折射出腐败、后期支持难以维系、诚信度下降一连串的问题。在英国的文化资助制度当中,有关项目评审的体系十分复杂,科学。我国的国家艺术基金受文化部和财政部共同领导监督,并向下与各地文化单位联系,届时在运行过程中如若没有一个科学的评估制度以作监督和鞭策,恐怕会难以维持自身运营,更无法谈及“发展”。

第二是法律保障。曾有人指出在申请国家艺术基金资助上,目前并没有明确地标示出申请人的相关条件,户口、地域、个人还是团体等身份性质必定会给申报设下关卡。国家艺术基金在正式运营前,应该有法律条文配合,以厘清权力划属和做出保障。韩国近些年在文化推广上不遗余力,并逐渐完善了相关的法律。《激活文化艺术援助法》给文化艺术援助、文化艺术援助者、文化艺术援助媒介团体等概念做出了清晰定义,此举明确了各方的认证资格,并且为其日后在维权、奖惩、日常工作上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此外,韩国还有《地方文化振兴法》、《大众文化艺术产业发展法》、《出版文化产业振兴法》修订案等法案,在政府对发展文化企业或文化商品等等的援助、劳工保障、文化机构从业资格认证、投机行为处罚等等上有了更详细的规定。

第三是放权与托管,形成多个中心。此次国家艺术基金的建立同时也伴随着国家机关单位的简政放权,“有一些现在政府办的事情,以后可以用购买服务的办法、招标的办法,交给社会团体、中介机构、院团去承担”。文化部部长蔡武在国家艺术基金的组织管理上也提出了要联系起地方的机构。简政放权目前为止并没有得到多少掌声,转而到地方跑审批被人们视为让地方政府更有油水可捞。政府职能实际上并没有淡化,也没有更好地配合市场的调节。国内的机构有着国外机构无法比肩的对国内环境的了解和体认,而且在学术研究、市场运作能力上更接地气。交给一些已有社会影响力的权威机构运行项目,并扶持中小机构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还能解决地方与国家不能很好地分享信息政策的尴尬。

第四是建立稳定的资助方式。国家艺术基金是一项长久的基石项目,在对艺术的资助发展上,应该有一些长期的资助计划来保持其连续性。短时期的项目对教育、人才培养方面适用性不够明显。既对资本,也对机构起到良好的示范。

国家艺术基金成立后,与民间的基金、非盈利机构、银行、企业等社会团体大体上可呈现出一个艺术资助体系的脉络。与此息息相关的是公共文化体系的建立。我国的文化体制改革还十分有限,且政府以直接投入为主,仍在市场中起主导。社会赞助因在相关政策上得不到优惠和支持不能很好地进入当中,市场不公平,这个体制和市场很明显是不健全的。在成熟的公共文化体系背后,应是民间参与社会事业决策比重的逐渐加强,政府更多的应该向非盈利方向来支持。

公共收藏也一直是中国艺术发展环境里的一个短项。美术馆是公共文化体系里不可或缺的单位,但民营美术馆往往显得势单力薄,民营美术馆这些年一直在号召国家能够在政策上有所扶持,希望能够让有心出力的人得到一些相应的回馈。然而言及税收、开放等,在当下多少有些不切实际。但就像20亿元满足不了多样化的环境,政府的资助也应该与其他社会力量一起配套使用。而同样地,仅凭着机构自身很难弥补承担多个角色的空缺。中国的艺术资助体系终究不能靠民间力量独自支持,也不能期待政府包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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