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东升：拍卖是个很有意思的行业

陈东升

中国嘉德(含香港)2013年全年各场拍卖会共成交25123件拍品，总成交额达65.46亿元。虽然作为嘉德拍卖、泰康人寿(微博)和宅急送的创办者，陈东升更多地以商界精英的身份出现在各大财经报纸的版面上。但正是因为与嘉德拍卖的不解之缘，他无疑也是收藏界的一位“大佬”。近日他的新书《一槌定音—我与嘉德二十年》由三联书店出版，在书中以及新书发布会后的媒体访谈环节，57岁的陈东升畅谈他与收藏的那些年、那些人和那些事。

做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记者：1988年您在31岁的时候，就成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管理世界》杂志社最年轻的副总编，享受副局级待遇。后来怎么下海了呢？

陈东升：我1979年考上武汉大学，之前当了4年工人。1983年大学毕业去了经贸部国际贸易研究所工作，搞国际贸易研究。1988年到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下面的《管理世界》当副总编。当时杂志社搞了“中国500家最大企业评选”，这个评选太火了，赚了很多钱，我也见识了民族企业这一番新天地，更发现国内大企业跟世界大企业间的巨大差距。我觉得只有有了民族的大企业才可以使我们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所以决心下海开创一片新世界。创办嘉德是我迈出的第一步。

记者：您是中国艺术品拍卖“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为什么想到做拍卖这一行？

陈东升：上世纪80年代我们这些有志青年都是时时关心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大事的，获得信息的途径主要是看《新闻联播》和读《参考消息》。我记得80年代末期《新闻联播》最后5分钟的国际新闻里经常能看到拍卖现场的画面，印象非常深刻。有一次新闻里说，伦敦克里斯蒂拍卖行拍卖印象派大师梵高的《向日葵》创了天价。电视画面中在一个古老的建筑里，一个文质彬彬、打着领结、50开外的老者，站在高高的拍卖台上，指点江山，俯视着拍卖大厅里那些雍容华贵的男男女女。这种情境和当时中国这样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情境反差太大。这种太过强烈的对比敲开了一个年轻人超级的好奇心，一种原始的冲动埋藏在我心里。

1991年初夏的一天，两个朋友来找我，他们拿了一份《羊城晚报》，说陈总编你看看这篇社评文章，说中国有5000年悠久的文化传统和历史，拥有大量的文化瑰宝和遗产，却没有一个有影响力的艺术品拍卖行。我们搞拍卖怎么样？当时这个点子触动了我脑海里电视上关于拍卖场面的记忆，我毫不犹豫地说：行啊！

由于当时工作忙，也不太清楚要办一家这样的公司应当从何做起，这件事就暂时搁置了，但是这个创意就此埋在了心里。直到1992年国家体改委颁布《有限责任公司管理规范意见》和《股份有限公司管理规范意见》，才使这个创意有了实现的可能。

记者：当时成立一家艺术品拍卖行是挺难的吧？

陈东升：申请牌照我心里其实是做了长期打算和准备的，这事没那么容易。我们打了擦边球。因为当时文物是国家专营，公司名字里不能出现“文物”两个字，所以嘉德一开始申请下来的公司叫“中国国际文化珍品拍卖有限公司”。

记者：最困难的是什么？

陈东升：其实最困难的就是要说服别人接受这个概念。那个时候办企业有三种性质，国有企业，个体户、乡镇企业和外资企业，按照所有制的性质来判定企业。我们要想办一个文化拍卖企业，要找文化部。文化部说我没见过，没有受理过这样的企业。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找到一家文化部的下属企业，由他来牵头，作为文化部的下属单位向文化部打报告这是合理合法的。但是我打的这个报告，企业是按照国务院颁布的有限责任公司，建立了一个有10个股东的有限责任公司，这是最大的一个创新，一用这个方式就走上去了。

记者：公司初创时候规模如何？

陈东升：要下海就要把最优秀的资源组合起来。寇勤那个时候在文化部的下属公司当处长，经常给我通风报信。甘学军是文物局的局长秘书，文物商店、文物专家他都很熟。还有很重要的人物就是王雁南。我那个时候很有远见，我觉得国际拍卖一定要用英文，一定要跟港台打交道，王雁南正好讲一口流利的英文和粤语，因为她是在广东长大的。

当年我是董事长兼总经理，王雁南是副总经理，甘学军是副总经理，寇勤担任办公室主任，就是7个人这样组建起来。去年有一个电影很火叫《中国合伙人》，我看了以后就很有感触。当初我们创建嘉德的时候就是那个样子，那个精神状态，那个社会环境，真的是一样的，反正我看了有点感同身受。

记者：当时您心里有胜算吗？

陈东升：当时没有任何胜算，而且太多的人不看好。我的一个特别好的师兄就看不起，到处说，东升就是琉璃厂夹小包的。他说的不对，其实我夹的是创办苏富比、佳士得这样的世界级艺术品拍卖行梦想的小包。我要做中国的苏富比，再造中国文化贵族。

好在我们当时年轻，一无所有，失败了可以重新再来。正因为一无所有，没有本钱，事实上也没有损失，只有去碰，去闯。现在我感触很深，拍卖是个很有意思的行业，和所有的产业都不一样，非常奇妙，跨越空间，穿越时间，好像宋徽宗、文徵明、八大山人、齐白石等不同时代的人就在我们身边，好像我们跟他们都很亲密，对他们都很了解，每天和他们对话，每天和他们交流，每天把他们伟大的精神、璀璨的艺术在发扬光大，弘扬开来。我经常调侃，等退休的时候一定回到嘉德，因为这里是我的精神寄托，因为在这个地方，时间和空间才会凝聚在一个点上，我可以跟古人对话，可以跟中国千年灿烂的文化历史，丰厚的文化积淀对话，这是这个产业最伟大的魅力。

创新就是率先模仿

记者：上世纪90年代初期拍卖在国内完全是个新生事物，嘉德是怎样开始运作的？

陈东升：我是从咨询研究部门闯到这个领域来的，虽然有很多开明领导的支持，但是拍卖行到底是怎么回事，该怎么经营，除了电视画面的印象就全无概念了。我到处请教专家，有人告诉我：“拍卖行就是向买家收10%，向卖家收10%。”这句话很关键，实际上就是这么赚钱的嘛，现在讲，这就是商业模式。

那时根本不知道拍品怎么来，也不知道怎么拍。但是，我选择了最好的模仿对象—国际著名的拍卖公司苏富比。王雁南带我们去香港参观苏富比，我用我弟弟送的一台日本摄像机把拍卖现场的一切全部录了像。那时真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不敢理直气壮地拍摄，就怕被人家说，腿打抖，手打颤地偷偷拍。回来以后放给甘学军他们看。记分牌的样子、拍卖师，连预展时玻璃罩子是几公分厚等细节都仔细抄在小本子上。

我还把香港拍卖行的老板请到北京教我们，一切从零开始。也因此创造了行业里的无数宏观和微观的第一，大到制度建立和行业规则，小到一个表格、一份单据。

记者：在向这些顶尖的同行学习的过程中您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陈东升：嘉德成立后筹备期还没开始拍卖，有一天王雁南跟我说索斯比有人来北京，见不见。我说见。到访者是索斯比拍卖行管家具拍卖的，叫梅森。我跟他谈了一个多小时，不懂嘛，能请教的就请教。他跟我说，拍卖时卖高了卖便宜了都会伤客人，一定要公正，拍卖行不能跟买家卖家抢生意，只能做中间人。

他的一席话成了我的金科玉律，嘉德从此坚定地不买不卖，一直坚守至今。拍卖是一个平台，我们只做中间商。俗话讲得好，该你赚的钱，就你赚；不该赚的钱，不能赚。后来很多拍卖行根本不懂这个原则。拍卖行是高度信誉垄断的行业，为什么嘉德今天依然兴旺？就是因为坚定地坚持不买不卖的原则。

记者：嘉德进行了一系列创新，可否介绍一下？

陈东升：我们是中国第一家全国性的股份制的艺术品拍卖公司，油画是我们第一个在中国拍起来的，古董、邮票、钱币、古籍善本所有这些项目都是我们开展起来的。巡展制度、专题制度，也是我们第一个推出来的。可以说，中国的艺术品文物拍卖的所有制度，其他拍卖行真的是沾我们的光。

我后来有一句话，什么是“92派”（1992年下海的企业家）的最大特点？就是用雷达扫描，寻找中国市场经济的空白点。抓住这个空白点，创造一个产业的领头企业，进而带动一个产业的发展。

记者：这些年人们对拍卖的观念也有一个改变的过程吧？

陈东升：刚开始那几年，拍卖越是成功，越是激起文物界一些人的愤怒，好像拍卖的文物都被海外有钱人买走了，拍卖加速了文物的流失，好像拍卖是卖国一样。还有人担心拍卖会助长挖坟盗墓。后来我们举办了“杨永德藏齐白石书画专场”，杨永德是香港的大收藏家，这是国内第一次因为拍卖促成海外流失文物艺术品大量回流，让大家认识到文物拍卖有利于国家文物的保护。

说句笑话，当年来嘉德拍卖的买卖人都是住这胡同那胡同的，现在都住在这花园那花园。那时候国内还穷，国内的东西拿出来卖，国外的来买。不到20年，现在是海外来卖，国内的来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