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剥离”—— 来自中国的新艺术

在君特·格拉斯(Günter Grass)决定推出自己的回忆录《剥洋葱》前，这位当代德国最有影响力的作家内心经受什么样的犹豫和煎熬，我们难以想象。“回忆就像洋葱，每剥掉一层都会露出一些早已忘却的事情，层层剥落间，泪湿衣襟。”但从他的自白中多少能感受那种与自己过去历史的决绝所带来难言隐痛：一个年届八旬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以往的写作因为“揭露了被历史遗忘的面孔”理由而获奖，可以说已经站在了道德的制高点上，或者说他本身就是个道德制高点的象征。与许多经历过那个特殊时期的人士一样，他完全可以闭口不谈少年应征入伍成为在党卫军的事实，把这段不那么光彩的历史带进严实的坟墓。但这位老人只想“把桌子清理干净”， 试图扯平人生那块桌布。在我看来，他是以道德擦洗道德上的污点，用良知剥离良知上的不安。这多少有点像中国式的“刮骨疗毒法”，痛彻骨髓，但彻底有效，不留余障。

与格拉斯相比，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的中国新一代艺术家，自身内因几乎不存在类似于前者那样的历史道德层面上的累赘。当他们睁开眼睛好奇地打量这个世界时，不管是来自外部的还是内部的战争与革命早就结束，扑面而来的不再是乱世的硝烟而是商业的喧嚣。因为受惠于中国改革开放政策，他们基本上都是美术学院科班出身，受过严谨系统的资讯全球化的美学训练。而不再如活跃于八十年代的那批艺术家，因为特定时代本身带来的贫乏，多数人容易醉心于对西方艺术观念上局部性的表浅追摹，似曾相似的实验和探索，让他们大部分的作品呈现出令人会心一笑的幼稚感。这么说并没有贬损的意思，每个时代都有那个时代留下的难以磨灭的特殊痕迹。上世纪中国八十年代艺术创作的主要特征，就是以强烈的政治化观念和符号来陈述个人的感受，作品在整体上弥漫着沉重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无所顾忌甚至戏谑的气息，成为那个时期的风尚。

当九十年代中国市场经济化进程快速推进，恰好是“70后”艺术家创作进入成熟期的开始。一方面，所谓的“社会转型期”带来的诸如存在、隔阂、冷漠、绝望、异化等问题，致使他们自觉剥离了上一辈艺术家对政治意识形态单一化的关注，转而摆脱以往施加在艺术之上的非艺术的戒律及束缚，试图重新确立艺术价值本身的标准；另一方面，商业资本的介入难免使艺术创作的纯粹性发生了偏移。但正是愈来愈强大的社会现实，使他们比前辈艺术家更清楚东西方艺术的差异，至少在创作姿态上不再盲从于西方艺术的方法论，同时也更愿意回到中国当下火热的现实中。他们的作品可能包含着西方艺术以往的经验，但思考更多的是如何对中国传统的文化经验的继承和回应。

在过去的30年里，中国创造并经历着一个非同一般的宏大时代。整个国家仿佛坐上了极速的过山车，当一个新的景色刚刚出现以至于还没来得及充分展开，瞬间就被接踵而至的更新的景色所覆盖或者替代。正如物理学上的自然现象，当事物运转的时候总是或多或少会产生某些冗余物质。同步前进中的中国当代艺术也不例外。如果从源头开始追溯，我们就会发现中国当代艺术的形式和标准，差不多全盘肇始于对西方现代性的模仿和借鉴。而中国本土有关政治的束缚、资本介入的商业运转，让艺术本身的冗余物进一步滋生繁衍。

从文化层面上来说，“剥离”这个词的大致意思是指某些附着物质脱离原有主体。它既是一个客观的物理生发过程，同时也是这个过程最终结果所带来的一个明确所指：即原有的主体沉积了过多的需要剥离的理由，所以被剥离；而作为那些剥落物，之所以自行采取剥离，恰恰证明了自身拥有独特的意识。与此前的主体一样，这些剥离下来的部分，最终也会在特定的时空中成为新的被依附的主体，等待着将来他者对自己的剥离。也就是说，艺术潜在的规律或许只有在不断地突破固有思维、不断地自我否定、不断地自我剥离中，才能体现和获得应有的价值。

“70后”这批中国新一代的艺术家，担当的正是这种貌似矛盾、实则互为成立的角色：他们即在剥离冗余物，同时也是冗余物的制造者。他们就像希腊神话中的西西弗，永无休止推石上山看上去是一种惩罚，实际上也是一种历史赋予的责任和使命。也正是这种往复循环、新陈代谢的过程，以及在这种过程中不断产生自我生成、自我修复的能力，把中国当代艺术可能性的疆域，拓展到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

当君特·格拉斯最终推出《剥洋葱》，读过他的这部回忆录的人恐怕都会同意：作为书中的象征物洋葱本身没有核心，但剥落的每一瓣都会成为核心。但对于格拉斯来说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剥洋葱的过程。叙述者最终会消失在剥离的过程中，真正留给历史的，是那散落一地的令人“泪湿衣襟”的洋葱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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